虽然这两部法律都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将它们同步制定出台显然是不现实的。

政府对责任的判断将直接影响未来治理行为的选择，如果政府能够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做出正确合理的推断，积极从内部找出治理行为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改进，就会促进危机的正面解决，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实现所有这些机制的前提是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无论是食品安全立法的相关资料(例如食品安全总体趋势、监测评估数据、国际和境外的相关标准和风险信息等)、参与标准和程序、立法流程、讨论意见、问责和质询结果等，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便于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五、危机应对：有效控制食品安全危机 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产生大量财富的同时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再也无法被忽视，甚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安全和发展，[19]各种对健康有危害的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的食品安全风险正在突破人类社会的掌控。以及政府决策的行政问责和质询机制，比如对忽视甚至阻碍民众参与决策的有关人员进行问责或质询等。[9]参见周光辉：《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26页。[12]俞可平：《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一)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控制机制 政府对食品安全危机的处理不能仅停留在事后的干预和补救，因为其不能改变食品对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已经造成损害的事实，而必须将治理的关口前移，要针对引起不利后果的一切可能性或不确定性进行超前预防与处置。

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强调了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捐赠人的资助和志愿者的无偿劳动以及政府的支持下，具有参与公共服务的意愿和能力，是政府食品安全治理可以广泛依赖的对象，比如消费者保护组织能够代表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和诉讼。(三)提升食品安全危机资源整合机制 当越来越多的信息和资源分散在社会组织和公民手中时，如何识别并优化使用其他政府部门、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和一些志愿性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如何发挥共识、信任以及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源的作用，从而促成不同主体间的合作与集体行动，就成了政府在治理时代必须具备的能力。张仃是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林徽因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风格与理念。

[12]正如林徽因等人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所言，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北洋政府时期曾制定十二章国徽，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了青天白日徽，至今在我国台湾地区延用，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至于何种场合、何种事项必须使用国徽，没有明确规定。其次，限定使用机关，仅允许国家机关、不许（不鼓励）民间悬挂、使用，似乎与国徽的教育功能不符，也与《国旗法》（1990年）倡导的鼓励公民升挂国旗的精神不一致。

在我国，国徽的出现远晚于国旗、国歌。开国大典临近，国徽方案始终未定。

[13] 后来，张仃倡议，以天安门形象来体现中国悠久历史与革命精神。毛泽东说：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梁思成认为，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21] 在我看来，首先，指定企业生产，属于许可，弊大于利。

国徽的宪法意义与国旗一样，但它是静态的，使用的场合不如国旗多。没有争议的是，国徽最后的定稿，融合了上述两个设计小组的智慧。林徽因、莫宗江等设计的国徽图案，以玉璧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1950年6月18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

摘要:  国徽是国家的象征。袁世凯复辟，建立洪宪帝制，也沿袭将其作为国徽。

图案取自党旗，其政治趣味与国旗是一样的。参见张卉聪：《对我国国徽法相关问题的思考——兼与〈俄罗斯联邦国徽法〉比较》，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8期。

鲁迅时任教育部第一科科长，该科主管文博、美术工作。图案参考了西方纹章的布局，采用了中国古代礼服的十二章花纹，也就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种吉祥纹章的图样。可以想见，它应该没有多大影响，也不流行。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并结合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以国徽为标题关键词）。天安门还是刚刚举行过开国大典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同天安门有关，所以我就把天安门设计进了国徽。[17]因此，启动了新的立法。

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其宪法意义也与国旗一样。

[3] 对于十二章国徽，几乎没有什么文献专门研究，只在鲁迅日记、钱币研究中偶有涉猎。就其制定的程序看，也比较草率。

[9]参见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1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有关国徽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共检索到22件。

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10]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载《书屋》2010年第2期。新中国成立40多年后，人大代表不断反映《国徽使用办法》已然滞后。制定的频度也远少于国旗、国歌，仅有三次，并不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制作。

（2）苏维埃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来自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所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2]鲁迅等人认为，十二章作为一个整体，乃美德之最，莫不赅备。

……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先是地球，后改为天安门，配以齿轮、嘉禾、红绶。

几十年之后，张仃自己解释道，天安门广场既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6]参见金建陵：《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胡允敬》，载《档案与建设》2009年第9期。

[19]（1）国民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来自于台湾地区国史馆所编的《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国史馆2002年印行）一书。首先，毛泽东认为，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11]参见秦佑国：《梁思成、林徽因与国徽设计》，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1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可以进一步扩大国徽生产、使用范围，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挂用国徽，与此同时，应当明定制作规格、悬挂要求、使用规范，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惩处违法行为，以维护国徽的神圣至尊。

[11]清华大学设计小组依托玉璧，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甚至连五星、齿轮这些象征革命的符号，都是从汉代铜镜中寻找造型依据，共和国的国名也指明用汉隶书写。[7]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载《书屋》2010年第2期。

[8] 从后续的讨论看，对上述国徽设计要求（1）、（2）有更清晰的阐述，也有激烈的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第二，通过程序上也可以不由代议机关，而是交给政府。据档案记载，在1950年6月11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梁思成曾发言，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